遇見遠古人類的“美好生活”

遠古人類是怎樣與自然相處的？他們如何獲取、利用資源？他們的腦袋里有哪些奇思妙想？他們也愛美嗎？也創作藝術作品嗎？多年來，我國考古學家在多個重要遺址開展研究。伴隨著考古科技手段與理論的不斷進步，這些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讓我們對遠古人類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舊石器時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為標志的人類物質文明發展階段，地質時代屬于上新世晚期到更新世，從距今約三百萬年前到一萬年左右為止。1921年，中外學者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及其周邊地區開展系統的考古發掘工作，共發現27個地點，其中包含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的地點共10個。在第一地點和山頂洞遺址，出土了多個古人類頭蓋骨化石和豐富多彩的古人類遺存，這里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此后，眾多中國考古學家致力于在多個重要遺址開展工作，為重建遠古人類的資源開發、環境認知與適應等生活細節提供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制石器

打制石器是舊石器時代最重要的生產、生活工具，也是舊石器時代遺址中最重要的研究材料。早在1920年，我國甘肅慶陽北就曾發現一批打制石器，包含一件石核和兩件石片。盡管在發掘過程中，對具體層位、伴生物等均無詳細記錄，對此開展的學術研究有限，但這一發現拉開了我國舊石器考古研究的序幕。

在我國，系統的石器研究開始于北京周口店遺址，該遺址的發掘在推動中國舊石器時代學術隊伍的建立和發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中國第一代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者，我國著名考古學者裴文中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第一地點的發掘工作，他創造性地設計了石英和砂巖的模擬打制實驗，并通過與發掘的材料進行對比，考察了古人類在石器加工中對砸擊技術的使用。

裴文中于1985年出版的《中國猿人石器研究》一書，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經典之作，是打制石器類型研究的一個范本。

我國著名考古學者賈蘭坡于1931年到周口店遺址協助裴文中發掘第一地點，并在裴文中赴法留學后主持發掘工作。賈蘭坡從石器、骨器等層面對北京猿人的行為特征進行研究，領銜完成《周口店發掘記》等著作，并提出華北地區“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與“匼河—丁村”兩大舊石器傳統等理論研究。

此后百年，幾代從事舊石器時代相關研究的考古學者東奔西走，足跡遍及全國，一手考古材料不斷積累，由點及面。目前，研究者對中國已開展的舊石器時代石料開發策略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發現中國境內史前人類的石料開發策略存在明顯的時空變化。

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受制于較小的人群活動范圍以及較低的人群流動性和環境認知能力，古人類就地取材，采集遺址附近的脈石英、石英巖和質地普通的燧石為主要原料，開發距離范圍不超過10公里。到了舊石器時代中期，古人類對于石材的認知出現明顯提升，不同區域的石材類型呈現明顯的地域特色，通過對周口店15地點、靈井下文化層、隴西黃土高原遺址、泥河灣盆地、丁村遺址、烏蘭木倫遺址等進行系統研究，學者們發現遠古人類會選擇性的采集脈石英、燧石、火山巖或石英巖等各具特色的不同材質來制作石器。

這一時期古人類會有意識地選擇開發遺址外圍的優質材料并調整加工策略來更好地適應環境現狀。然而優質燧石只在部分遺址出現，未占據主導。

到舊石器時代晚期，遠古人類開發的石器類型更為豐富，出現更多黑曜巖，此外，燧石、玉髓、硅質巖、火山凝灰巖等石材占比也顯著提升，特別是北方地區的石器加工中，上述優質石材占到極高比例，顯示了北方地區人群的流動性明顯增加。其中圖們江流域、青藏高原及周邊區域史前遺址中的黑曜巖等原材料的最大開發距離可達數百到上千公里。研究顯示，遠古人類對石材的利用采取更為經濟的使用策略，用來應對供需矛盾，例如使用就地取材的脈石英、石英巖主要制作權宜性石器，而用遠距離開發獲取的優質原料來制作細石器等精致石器。

2.民以食為天——遠古人類吃什么

研究表明，在距今4萬年到1萬年的更新世晚期，地球氣候和環境變化極為頻繁，出現多個千年尺度的氣候波動。來自中國黃土高原風成沉積、南方高分辨率石筍等記錄均顯示，這一時期氣候的不穩定性普遍存在于東亞地區。眾所周知，早期人類的文化與生存方式受到自然環境變化的強烈影響，古人類賴以生存的動植物資源隨周邊環境變化也會相應發生改變。

為應對這一時期可能存在的人口規模的急劇增加，以及突如其來的全球性冷事件（如新仙女木事件）的影響，遠古人類可能采取了不同的適應生存策略，例如食譜范圍拓展、資源利用強化、遷徙領域擴大、技術裝備更新等。人類的獵食范圍從早期的大型獵物占主導地位過渡到快速型小動物大幅增加，也會食用一些魚類、貝類、堅果、根莖和草籽等。人類食譜范圍的擴大化被考古學家命名為“廣譜革命”。這一理論也為解釋遠古人類從舊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經濟向新石器時代農業經濟轉變提供了重要的思維框架。

“廣譜革命”的跡象在我國的眾多舊石器遺址中多有發現，動物考古學研究顯示，在寧夏水洞溝遺址時代較晚的第12地點（年代距今10500年左右）中，出土了大量的野兔和鳥類骨骼，所占比例達61.07%，并且在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痕跡和燒烤痕跡，而相對的在年代較早的第2地點和第7地點（距今27000年左右）則幾乎不見野兔和鳥類骨骼。這表明遠古人類已經開始大規模開發回報率較低但相對穩定的肉食資源。相應的，在中國南方馬鞍山遺址下文化層中，體型較大的動物占據絕對數量優勢，達到約63.78%；而上文化層則是體型相對較小動物的數量明顯更多一些，約為76.35%。這一現象說明,相對于下文化層而言,馬鞍山遺址上文化層的史前人類開始更多地以體型較小的動物為其獵捕對象。馬鞍山遺址上文化層中食譜拓展的另外一個證據則是來自于史前人類對小型哺乳類動物和鳥類的獵捕與食用，特別是其中居于絕對數量優勢的竹鼠占所有小動物可鑒定標本數的79%。這些都為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的“廣譜革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證據。環境變化研究顯示，這一時期的轉變可能與氣候變化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因此其驅動因素可能是這一階段人口規模的增加及其帶來的持續壓力。

3.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遠古人類也用裝飾品和顏料

接下來，我們再來考察遠古人類都有哪些精神生活。裝飾品、雕像與巖畫、巖刻，同屬于舊石器時代藝術的范疇。有學者提出與之相關的象征行為的起源來自大腦的進化和基因突變，并嘗試從心理學和認知學的角度探討遠古人類的思維模式和演化過程，并認為這些行為是促使人類邁向“現代行為”的重要途徑。因此，探索遠古人類的精神生活有助于我們揭示不同地區不同的文化起源與發展軌跡。

裝飾品是反映人類象征思維的非實用人工制品，它的出現意味著人類在行為和思維的進化上出現了巨大的飛躍。作為有抽象意味的可移動藝術，裝飾品具有重復性高，分布廣泛的特點，它能夠承載更多關于人類社會活動的信息。這些裝飾品持久耐用、標準化、可流通、易重組，學者們普遍認為它們在人類社交和經濟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用來指示早期人類社會的貿易網絡。

在中國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出土了眾多的裝飾品遺存。1933年至1934年，裴文中主持發掘北京周口店山頂洞遺址，賈蘭坡等參加了發掘工作。他們在發掘中開展技術改革，詳細記錄地層與遺物信息，繪圖、拍照，為深入研究和復原山頂洞人的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出土的穿孔礫石、石珠、穿孔獸牙等多達141件裝飾品，距今約29100年到10470年前，選料豐富，加工精細，顯示出遠古人類的審美追求。

此外，在寧夏靈武水洞溝遺址1、2、7、8地點發現的鴕鳥蛋皮串珠，距今31000年到25000年；在遼寧海城小孤山遺址發現的穿孔獸牙墜飾和骨質裝飾小圓盤，距今60000年到20000年；在山西吉縣柿子灘遺址出土的蚌殼質、鴕鳥蛋皮以及骨質制品，距今24950年到11350年，等等。這些材料的發現在早期研究中多側重強調其藝術性以及體現古人類的審美能力。而隨著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科技分析手段被用來研究裝飾品的制作工藝、穿系方式等，例如學者對水洞溝遺址第12地點附近采集的鴕鳥蛋殼珠進行了同步輻射顯微CT分析和三維建模，判斷這些鴕鳥蛋殼的種屬，發現了中國最早的旋轉鉆孔工藝，使我們更加充分詳實地了解古人類的技術手段。

考古研究發現，對顏料的使用具備藝術、審美的象征意義和實際生產生活功能，研究者在北京周口店山頂洞遺址就發現過遠古人類在有的裝飾品上用赤鐵礦石進行染色的現象。近年來，學者們應用更多科技手段，如拉曼光譜、偏光顯微、能譜分析，對新近發現的距今4萬年前的河北泥河灣下馬碑遺址、距今約1.4萬年前的廣西中山遺址和婭懷洞遺址等出土的土赭石樣品開展了科學分析，為揭示中國南北方遠古人類對赭石原料的認知能力，及其對精神世界的追求提供了更多科學依據。

4.遠古人類的文化遺產——巖畫與巖刻

近年來，研究者已經深刻認識到巖畫是全球范圍內一筆持續時期極長且數量極為巨大的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早期的“全球性圖像語言”，在不同區域、時代中具有深層次的共性。今天被人們發現的巖畫遍及世界五大洲中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集中分布在歐洲、非洲、亞洲。我國至少存有約十萬余幅古代巖畫，遍及大江南北。以往對于巖畫的研究，測年是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2022年，科學家通過鈾系測年測定東亞大陸最古老的彩繪巖畫——金沙江巖畫最早繪制于13000多年前，首次確認我國保存有舊石器時代彩繪巖畫，揭開了中國有高精度測年的舊石器時代彩繪巖畫發現與研究的序幕。

隨著更多考古遺址的發現和先進科技手段的應用，會有更多重要的研究領域取得突破，遠古人類的生活圖卷將得到更多展示。

（作者：尚雪，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考古學與人類學系副教授）